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科学回答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长远发展的系列根本性问题，为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回顾五年来，我国知识产权学科发展，在总书记的讲话指引和鼓舞下，学科支撑日益强化，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取得了很多可圈可点的成绩。同时，我们也要清楚认识到，知识产权作为舶来品，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学科体系任重而道远，需要久久为功。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世界，国际间竞争与博弈转向了“创新之战”与“规则之战”。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塑造国际秩序的关键因素。经济全球化使得知识产权治理规则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这一规则发挥的作用。知识产权问题正日益进入到全球政策议程的核心位置，与贸易、投资、人权、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公共健康和药品获取等问题挂钩，成为绕不开的重要议题。

面对如此重要的历史命题，难道永远是西方国家的知识产权学科研究如何制定规则，我们的知识产权学科研究如何适用他们制定的规则？显然不能。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在知识产权这个既有重大现实需求，又涉及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新兴交叉学科领域，我们必须要进行深度思考，加强顶层设计，取得重大突破。

马克思所说，“任何权利都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生成着的”。知识产权制度和构建制度的规则体系是历史实践发展的产物。知识产权制度自萌芽诞生至今前后不到五百年的历史。随着近百年来科技革命的加速和全球贸易的扩张，知识产权规则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成为当今社会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中最重要的制度。回顾历史可以发现，知识产权是随着实践的需要，经历了由封建特许权向资本主义财产权转变、由区域性的制度扩张到全球性的规则等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知识产权规则所形成的制度体系也还处在不断发展演化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知识产权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也同样处在这样的规律性认识之中。知识产权学科是伴随着人类的实践活动产生的，并服务于实践活动。以专利为例，最初制度的萌芽是欧洲的部分国家为了吸引外地技术人才为本地提供当地原来不掌握的工艺、设备，同时保障当地最早技艺拥有者的竞争优势，以便于技艺传播和传承，减少“留一手”等情况的发生。由于国家之间的竞争，作为招才引智的重要手段，这些制度相继被移植复制。随着信息和人员交流的频繁，原有技术在地域之间被拉平，保护对象也转向了发明人和新的发明创造。伴随着专利实践的发展，“自然权利论”、“非物质财产论”、“专利契约论”等理论相继产生。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专利原有的地域性保护不能在新的市场中发挥作用，为了保障竞争优势，技术先发国家在构建全球市场的同时也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把专利制度推向全球，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和矛盾，由此又产生了“鼓励竞争论”、“利益平衡论”、“产业政策论”等新的理论。而深入考察这些理论和由此生发和构成的次级学科体系，就会发现每个理论背后都有不同的价值选择，最终都是服务于国家实践。

回顾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和知识产权学科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全面系统构建知识产权制度时期，以及在入世谈判以及后续相关的贸易协议谈判进程中，我国很多的学者都试读从本质上重构知识产权理论基础进而改变某些西方国家主导的规则，以形成有利于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面。由于认识和研究力量的不足，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主导国际规则改变的国家实力对比，当时也处在不利位置，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和知识产权学科的基础和内核基本上都是舶来品。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科技整体实力和在知识产权方面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相对而言，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对我国的压力呈现逐渐衰退之势，加上整体重构知识产权理论基础任务艰巨，一些学者认为对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等本质问题的讨论太虚了。殊不知，如果不能从源头上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我们根本无法在大变局中找准目标、设定议题、改变规则。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体系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冲突，反垄断与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与健康权、环境权等之间的冲突，资本主导下的知识产权“异化”等问题都是现实存在的。TRIPS协议中把知识产权定性为私权与我国发挥举国体制建立新型的科技研发机制攻克卡脖子技术等难题也存在制度和规则上的潜在冲突。如何正确应对, 需要从理论层面有明确的认识和态度。知识产权制度是舶来品，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对这块贡献不多。马克思所在的时代，知识产权还没有呈现足够的力量，马克思研究财产权更多的也是关注有形财产。在这个领域，我们能够不言必称希腊吗？我们能够摆脱西方理论的禁锢，构建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吗？

对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已经指明了方向，也给出了答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围绕知识产权问题，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做出了重要指示和部署。

2021年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文章，提出了和知识产权相关的重要观点和重要论述，这些观点和论述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开放包容、平衡普惠的原则，深度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的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推动完善知识产权及相关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国际规则和标准，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知识产权规则作为深刻影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利益格局分配极为重要的关键因素，知识产权治理体系作为当今全球治理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要在这方面从跟随者、参与者逐步成为推动者、贡献者。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义出发，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构建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目标所在。

百年来，知识产权制度为人类整体的财富创造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也正在逐渐成为强者和智者的竞争利器。马克思所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知识产权制度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财富创造激励手段和财富分配工具将深刻塑造未来人类的发展格局。在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逐渐跃升到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更高级文明的历史当口，知识产权的制度变迁关系重大。

从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和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的建立已走过的历程可以发现，我们还处在西方发达国家制定规则，我们被动适应规则的过程。从知识产权学科发展历史上，可以发现大量的知识产权规则的形成都是科学界、技术界、产业界从不同角度开展研究，进而推动政策的改变，最终形成了法律规则和制度体系。从知识产权规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时空维度看，包含了技术—经济、政策—法律、管理—运营六维框架，先由技术的实践进入到经济分析层面，然后形成政策，制定法律，管理于内，运营于外。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知识产权规则的形成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结果，是多领域共同合作的结晶。当前，我国的知识产权研究力量来自于法学、管理学和经济学领域居多，缺乏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技术史、自然辨证法等领域的整体配合。即使在规则和政策等实用领域，国际贸易等学科领域与知识产权领域也存在一定的研究隔阂。

在我国知识产权转向主动发展，由被动应对过渡到全局战略的今天，我们一定要加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的功力和水平，加强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前沿学科和交叉学科的融合，构建以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为研究对象，综合采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成就和研究方法，结合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进展，探索知识产权制度构建和知识产权成果形成与应用的基本理论和具体方法，揭示知识产权规则和成果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基本规律和互动关系，利用知识产权规则和成果增进人类福祉所形成的知识体系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学科体系。从国家战略高度和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出发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顶层设计和蓝图规划，全面系统规划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学科的建设发展，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和推动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提供理论和话语支撑。

（宋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院长，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授；胡海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创新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